您,又一次渡我到彼岸

/鍾至誠(過客)

四十多年一瞬間,時間的長河足以抹去所有的歡樂與憂愁,唯有我對授業恩師的記憶永遠揮之不去。

如果您收聽VTV II電視節目中的KCT專欄,那位“有問必答”的節目主持人;每周六清晨VTV I“今日農村”專欄中和農民促膝談心的,正是我的老師——阮麟勇教授博士。他連續三屆當選國會代表,不時在國會講壇上大聲疾呼、為民請命。

我生於北方“海港之城”有工業傳統的華裔家庭,每日背書包上學,在華人堆裡打滾。直到中學畢業時,莘莘學子才驚回首:貧乏的越語不敷使用。我僥幸考取河內綜合大學生物系。位於和內黎聖宗街上的古老學府有驚人的凝聚力,語言隔閡很快得到克服,我以優異成績進入大二。我第一次聽阮麟勇老師授課就給吸引住,不僅是那看不見的微生物世界,還有老師深入淺出的表達方式。令我驚訝的是,老師不僅精通英、法、俄文,還會中文。我毫不猶疑地選擇微生物學作為自己的專業。

大學的最後一年,為了完成論文,我廢寢忘食地在圖書館和實驗室團團轉。到最後執筆是我才感到自己的越文根底還不足以寫一篇完整的論文,只好硬著頭皮用中文書寫,一時傳為奇談。老師手把手幫我把論文譯成越文,我因而得以優異成績於1964年畢業。我對數學略有天資,在畢業論文中大量使用概率論和數學運算,心中盤算,老師長於生、化,數學未必行,這下子一定把老師難倒。料想不到的是,老師頭頭是道,指出我的優劣,還給我提供參考資料。

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“論非共生土壤固氮菌”, 老師指導我們走出像牙塔,把科學成果直接交到農民手中。以後我才知道,老師帶頭創辦“自願把新科技給農民送貨上門”行動提綱並得到農業部正式認准。老師言教身教,不僅傳授知識,還教導我們研究科學一點兒也滲不得假,這不僅是科學道德,還是做人的准繩。我是四十余年輾轉奔波,有時歷盡艱辛,亦甘之如飴,不敢有違師道教誨。

我師18歲大學畢業,可以列入越南健力士紀錄。由於命運多舛,他從來沒有機會到國外深造。單憑自己的超人毅力,他靠自學得成大器。到去年底,老師已完成174項科學成果、教科書、參考書和科普讀物。從簡陋的實驗室到首個研究中心,他堅持不懈地建立越南試驗生物學的物質基礎。去年五月,政府總理已決定成立越南微生物和生物工程學研究院,老師的夙願得以實現。

我出身南遷資本家,包袱沉重,晉升無望,又沒有老師的魄力,大學畢業後只好到北方一個僻遠省份謀求個閑職,過風平浪靜的日子。1975年,我移居南方,在檳城街市閑逛時邂逅吾師。師弟他鄉重逢,我邀請他到先父在堤岸開設的“聯合塑膠公司”屬下工廠,他稱贊此廠比海防“少年先鋒隊“鋒塑膠廠規模還大。先父為了證明自己“識時務”,向老師陳述自己每周半天把文房職員下放車間勞動的計劃。老師幽默地回答,到那一天,請工人上來坐辦公廳,贏得哄堂大笑,先父的“大計”也就戛然而止。老師雖然笑語連珠,但反映一個顯淺的真理:社會有分工,不能憑主觀意志顛倒,但當時當地,不是每個人都敢於說出這個真理。

去年秋鳳起時,我因事回河內,趁便到陳聖宗街一號探訪老師。老師私邸就如他主人一樣簡樸無華,與眾不同的是滿桌滿架滿床的書。老師還清晰記得當年用華文寫畢業論文的呆小子。略事寒暄,當他知道我還在寫作時就遞給我幾本大部頭,建議我翻譯然後他在加以整理,然後兩人聯名出書,誠意拳拳。

回到西貢後,我心潮澎湃,久久不能平靜下來。我自知沒有知名度,難於教授聯名。老師意在於又一次為我揚起人生的風帆,渡我到彼岸。此一番心意,不是為了我個人,而是為了新生一代,或廣而言之,是為了越中友誼。

每到夜深人靜,我拖著疲憊的身子,本想偷懶,但想到老師抑揚頓挫的聲音,就泡一壺濃茶,強打精神,多寫幾行字,以無負恩師的期望。

 

注:本文榮獲“勞動者”報舉辦“我的老師“征文比賽一等獎,中譯時略加潤色。以下是2008年5月18日作者接受“勞動者”副總編輯陳文澤頒獎時影照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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